至今我依然记得爷爷吃红薯的样子，深秋的午后，爷爷从外面忙活回来，用搭拉在肩上的那块长灰白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，然后来到灶屋，伸出有轻微抖擞的手取下挂在头顶的饭箕（为家乡一种盛饭等熟食的器具，用竹蔑编制而成，挂在通风凉爽的半空中可保饭和熟食在一两天内不馊，并可防鼠、狗、猫的偷吃。）掀开盖饭的丝瓜络网，里面有早晨没吃完的剩饭和与饭一起蒸熟的红薯。爷爷从中拿了几个熟红薯握在手里，然后又将丝瓜络盖上，将饭箕挂回原处。
爷爷腾空了的另一只手拿起一个熟红薯送进嘴里，那红薯皮上还粘着饭粒。他一口能将红薯咬一半，腮帮子就鼓动起来。午后寂静的灶屋里响起了“吧唧、吧唧”吃食声。“爷爷！你吃红薯怎么不剥皮的啊？”我看爷爷吃得香，连皮都没有去掉就吃而问道。爷爷见我发问，笑着对我说：“皮也可以吃的呢。”他一边吃，一边还将红薯上沾的饭粒揽进嘴里，然后眯起眼睛对我做一个笑脸。
爷爷的吃相像个“饿痨倌”（家乡人形容因为讥饿见了食物猛吃的人，也比喻前世没吃过饱饭的人。）犹如前世没吃过饭一样。在他的那个年代，是挨过饿的，差点在讥荒中饿死，是红薯救了他的命。
听爷爷说，在大炼钢铁那会，需要大量的木炭，爷爷被生产队派到深山里烧炭。那已经是进入了深冬的季节，可是烧碳的人们身上只有单薄的衣裳，脚上穿的是草鞋。最要命的是吃不饱，供给的食物与劳动需要的能量严重的不平衡。上山砍柴，筑窑、还要将烧好的碳挑着走几十里送往指定的地点。那时一天的口粮只够一顿饱饭，在半饥半饱的情况下，干着超强度的劳动，爷爷的身体累垮了。在完成了烧碳的任务后，爷爷拖着疾病与讥饿的身躯回到家中。
可是屋里实在拿不出食物可以让爷爷填饱一下肚子，或是找到一点大米为他熬点稀饭……那时整个中国农村都处在人民公社时期，搞的是大锅饭，社员们一起吃饭、一起下地干活，吃饭都是定量的，个人哪里还有机会私藏粮食。
就这样，爷爷不能出工了，只能躺在屋里，家人知道是劳累和讥饿导致，但是却苦于没有办法。作为病号的爷爷，不可能享受出工社员的饮食标准，供应的饭只是全劳力的一半，可爷爷因为烧碳，超强度的劳动已经使他的身体透支，出现了营养性水肿。若再不弄点吃的改善一下，他就有可能被讥饿和病痛夺去生命。可是去哪里多弄一些食物呢？只有三十多岁的爷爷像残烛的老人一样在瑟瑟的冬风中。
幸运的是，爷爷还是生存了下来，得益于一筐红薯。爷爷唯一的姐姐给他带来了一筐救命的红薯。我的那位姑婆在生产队秋收后的红薯地里，如筛子筛过一般找到了这筐红薯，即使那些红薯个儿很小，她都一一的收贮，以备饥荒。可她得知弟弟情况后，在一个深夜背着红薯走了几十里地来到了我家，悄悄地敲开了房门。家人见此，感念流泪。姑婆却还来不及与家人说上几句话后又匆匆消失在夜色中。
那一筐红薯救了爷爷的一条命。白天，不用出工的太祖母趁生产队社员出工后，悄悄的将藏在床底下的红薯摸出几个，怀揣在衣袖里来到灶屋。坐在火塘边的凳子上，带着孙子假装取暖，快速地将火塘里的灰扒开，将红薯掩埋在热灰里。柴火燃烧后的余热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将红薯烤熟。当时间差不多后，太祖母悄悄的去火塘中取出红薯拿给爷爷吃。当那一筐红薯吃完了后，爷爷逐渐从劳疾和讥饿中走了出来。
在多年以后，爷爷都念念不忘那筐红薯，他说要不是那筐红薯，爷爷也许就完人生路了，感恩红薯，所以他喜欢吃红薯，也爱种红薯。
每年插完晚稻秧，爷爷就开始忙着种红薯了。这种习惯他延续了几十年，尽管后来已经不再为粮食发愁，过上了比较宽裕的日子，爷爷依然要种很多的红薯。红薯比那些猪草有营养多了，红薯藤也是猪上好的饲料。每年要喂两头肥猪，一头卖钱，另一头用于过年，招待回家的儿孙们。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如今红薯还有了紫色的，若爷爷还在世话，我一定给他弄几棵紫色的红薯种一种，他一定会很喜欢。
